最近一个月我陆续收到了三封咨询来信,来信的是三位素未谋面的软件研发,或是基础架构的前端或是数据部分的运维,但这三封信其实困惑其实是同一个问题。
第一封信问我:“你觉得我们以后,全部都会交给 AI 做吗?如果是,code review 这些,还需要人吗?”
我的回答是:很快。年底或明年,最迟后年。
第二封信问得更直接:“未来我们的工作,是不是就是在建 AI,然后让它代替自己?”
第三封信最长。写信的人罗列了他拥抱 AI 编程的全部理由——更少的返工、更少的沟通、更高的产出——然后在信的结尾承认:照这样走下去,自己的成长怎么办,他没有想清楚。
这三个问题,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。浅显来看是一个工程问题,是一个职业规划问题,但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存在问题:当执行被机器全面接管之后,人站在哪里?或者问得更彻底一些——当 AI 拿走一切它能拿走的,我们还剩下什么?
我在回信里给了一些零散的回答,但我知道那不够。这个问题值得一个更完整的回答,于是有了这篇文章。这是一个共性问题,也是我最近时常在思考的问题,现在把我的想法记录下来,或许可以帮助同样有此困惑的同学。
一、珍妮机
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。——辛弃疾《菩萨蛮·书江西造口壁》
两百多年前的英国,一台叫珍妮机的纺纱机问世了,一个人能顶上从前好几个人的活。纱线便宜了下来,而那些靠一双手、一架旧纺车过日子的纺纱工,生计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垮了。
后来,有人在夜里去砸毁机器,史称卢德运动。人们常把这些人当作仇视技术的蠢人,其实是误读——他们要砸的从来不是机器本身,而是自己在机器面前那个突然变得一文不值的位置。他们不是看不懂技术,恰恰相反,他们比谁都更早看懂了正在发生的事。
美团宣布裁员 30%-50% 的那一天,朋友微信问我怎么办,我回复了一句话:我们不应该成为被珍妮机取代的女工,而应该是那一批高效使用珍妮机的人。
这句话他可能记了很久。但今天我想对它做一个修正——它只说对了一半。
因为历史的下一页是这样写的:操作珍妮机的熟练工也没能安稳多久,更快的机器很快被造了出来,珍妮机连同它娴熟的操作工一起被送进了博物馆。每一台机器,都在等待下一台机器 —— “去学会使用新机器”,这种手段从来只是缓刑,不是赦免。
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”会不会用 AI”。今天会用 AI 的人,相对于不会用的人确实握有优势,但这个优势的半衰期,可能只有一两年,甚至在第一梯队最多只有 1-2 个月。因为模型的压制越来越强,留给我们探索和适应的窗口期越来越短,每次新一代模型放出来,必然又是一轮范式的刷新——你今天苦心搭建的工作流、总结的提示词技巧、沉淀的工程方案,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珍妮机。
对此,我的方法只有一个,我把它称为终态思维:即,不要在中间态的问题上消耗自己,直接以终局为前提去思考和行动。
举个例子,前段时间,我和几位同行认真争论过一个问题:AI 写的代码越来越多,工程师还需要逐行理解这些代码吗?这个问题有很多解法——更好的文档、更好的可视化、强制的代码讲解会。但在终态视角下,它根本不是核心问题:当意图可以直接而可靠地变成系统,“人逐行理解中间产物”这件事本身就会失去意义,就像今天没有人要求工程师逐行理解编译器生成的汇编。被一个注定消失的问题困住,是这个时代最隐蔽的浪费。
终态是什么样子?我的判断很简单,简单到只有一句话:PRD 即 Code,或者泛化些 —— 意图即实现。一份足够清晰的意图表达,直接落地为可运行的实现,中间所有的冗余环节——排期、联调、交叉评审、来回翻译——都会消失。从我的认知来看,这件事不在十年后,它在今年之内就完全可以实现。就如同前几天的 Fable 5,相信体验到的同学很了解它与 Opus 4.8 的差距,它自信且强大,甚至一度怀疑我跟他对话问的问题是不是太蠢了。
由此可以得出终态思维的第一条推论,它冷峻但诚实:凡是站在意图与实现之间的环节,都默认会消失。
剩下的问题是:人往哪里站?
二、瓶颈移到了人这里
取法于上,仅得为中;取法于中,故为其下。——李世民《帝范》
先讲我自己身上的变化。
过去这一年,我把工作里能交出去的环节,一段一段地交给了 AI:方案是它写的,代码是它写的,文档和评审意见的初稿,也是它写的。一个晚上能并行推进的事情,放在两年前要排上一个季度。按理说我应该闲下来了,但事实恰恰相反——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忙,只是忙的内容变了:我几乎不再亲手生产任何东西,我整天都在验收它生产的东西。
这就是终态流程的雏形。在那里,人需要做的事情只剩下两件:评审方案,验证结果。
请注意这两件事的共同点:它们都不是生产,它们是把关。
九十年前,《摩登时代》里的卓别林在传送带前拧螺丝,他跟不上传送带的速度,被卷进齿轮。那个画面之所以成为经典,是因为它精准地刻画了工业时代人的处境:机器定节奏,人追赶机器。九十年后,传送带换了一个方向——现在是机器在生产,人在质检。AI 的生产速度几乎是无限的,启动一个新任务的成本趋近于零;但验证它产出的成本一分没少,因为验证需要人介入。于是,人类历史上第一次,生产的瓶颈从机器一侧,整体移到了人这一侧。
这个转移带来一个安静而致命的推论:你可以并发 6-7 个 session,在不同的 worktree 里舞蹈,疯狂上下文切换,优雅地并发多任务。但你会发现,在这条新的流水线上,如果你想提高进一步自己的吞吐速度,只有一个办法——
降低你自己的标准。
少看一行代码,少推一步逻辑,少问一个为什么,在心里那个”算了,大概没问题”的声音出现时点头放行。这么推演的话,基本可以预言,未来几年里,几乎所有工程质量的滑坡都不是因为某个人偷懒,而是结构性的:当生产无限快,验证的标准就成了系统里唯一可压缩的变量,而压缩它的激励无处不在——老板的预期、同行的速度、绩效的鞭子,都在劝你松手。
但请想清楚松手意味着什么。你之所以还站在验证这个环节上没有被优化掉,恰恰是因为你的标准比机器高。一个不断降低标准的把关人,是在亲手论证自己的可替代性。在这件事上我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:效率慢一点,没有关系;标准,一寸都不能让。
三、消失的壁垒
无恃其不来,恃吾有以待也。——《孙子兵法·九变》
可问题还有更靠前的一层:并不是每个人,都有资格安稳地退守到把关这个位置。有些岗位,会比别的更早被水淹没——连退守的机会都没有。
在我们这个行业内部,最先感到水温变化的,我认为应该就是前端工程师。
这不是因为前端不重要,而是因为前端的处境特殊。前端是整条研发链路的枢纽:上游对接产品和设计,下游对接服务端,旁边还要交付给测试——它是连通岗位最多的那个岗位,像一台路由器。但与此同时,它的护城河最浅:单页面的技术复杂度有限;写坏了,影响面只有自己这一页,不会波及别的系统;哪怕烂到没法维护,推倒重写的成本也很低。
门槛相对较低(非基础架构,仅针对普通业务),影响面小,可重写——这三个特征叠加,意味着没有壁垒。于是整个行业都在眼睁睁看着所有人涌进这个门槛最低的房间:设计师不再交设计稿,直接 D2C 交 HTML,而且写得比一些工程师还好;测试工程师在成建制地转前端;服务端工程师顺手把页面写了;甚至完全不会写代码的人,靠着 AI 接下了人生第一单外包。
但请不要把这一节读成一个关于前端的故事。它是一个关于壁垒的故事,适用于任何行业、任何岗位。你只需要问自己两个问题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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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的工作中有多大比例,本质上是信息的搬运和格式的转换?把需求翻译成代码,把数据翻译成报表,把政策翻译成幻灯片,把甲方的话翻译给乙方——所有以”在两个领域之间传话”为生的位置,都站在水位上涨最快的滩涂上。因为大语言模型,恰恰就是为格式转换而生的机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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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做砸了,代价有多大?代价越小的工作,越容易被允许交给机器试错;而一旦机器被允许试错,它的迭代速度就会碾压所有人类。反过来,那些做砸了代价巨大的领域——系统架构、高性能、影响千万用户的底层质量——机器暂时还进不去,不是因为它不够聪明,而是因为没有人敢让它试 —— 比如支付,比如交易,比如金融,比如大型客户端,比如基础架构容器等等。
想明白这两个问题,出路其实就显形了,方向有两个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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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深处走。 把自己从页面的作者变成系统的守护者,去那些做砸了代价巨大的地方:性能、架构、质量、稳定性。我在回信里给那几位前端朋友的建议是:去接一些服务端的需求,小的需求干脆一个人全栈做完——不是为了多学一门技术,而是为了把自己的认知从单点拉成纵深。岗位的边界正在碎裂,未来需要的不是某一端的工程师,而是能对整个系统负责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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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新处走。 去做那些还没有人做过的、能让别人的工作流依赖你的东西。这里我要说一条重要的戒律:不做烧 token 就能得到的东西。 任何一个别人已经做出来、你可以让 AI 照着抄一份的工程产品——再多做一个评审机器人、再造一个流程工具——都不值得投入你的精力,因为它的获取成本已经趋近于零。值得做的是范式层面的探索:那些做成之后,别人的工作方式会因此改变的事情。
最后说窗口期。一年前,大家的认知是”把 AI 当实习生用”还是一个稳妥的策略,即你定方向,它干粗活,你来把关。但模型升级的窗口一次比一次短,今天的 AI 在很多方面已经可以做导师而不是实习生了。把 AI 当实习生的人还能舒服一两年;一两年之后,真正的问题会变成:当它比你强的时候,你还能为这段协作贡献什么?
这个问题,下一节回答。
四、三样拿不走的东西
君子不器。——《论语·为政》
如果执行环节注定要交出去,我们还剩下什么?
我想先说清楚这个问题的性质,它听起来像一句哀叹,其实是一道提纯的工序。米开朗基罗说,雕像本来就在大理石里,他只是把多余的部分凿掉。AI 时代正在对每一个职业做同样的事情:它拿走的那些——重复的执行、格式的转换、熟练的搬运——其实从来都不是”我们”,只是我们用来交换薪水的时间。
当这些东西一层层剥落之后,剩下的那个拿不走的部分,才是一个人真正的轮廓。换句话说:剩下的,才弥足珍贵——而且越是剩到最后,越珍贵。
过去,它们被海量的执行工作所遮蔽,廉价得几乎无人在意;现在遮蔽物被整层撤走,它们第一次被整个儿摆到光线底下。
在三封回信里,我反复写的是同样三件东西。它们不是技能——技能是”器”,器会过时,珍妮机的操作技巧再娴熟,也跟着珍妮机一起进了博物馆。这三件东西在器之上,而且我有相当的把握说,它们不可替代的原因不是机器暂时不够强,而是由这一代 AI 的技术结构决定的。
第一件,判断力。
AI 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答题机器,但它不出题。你告诉它做什么,它就做什么——而”做什么”本身,是人的事。
很多人以为 AI 拉平了人与人的差距,我的看法恰好相反:它会放大差距。做一个思想实验:假设所有人的提示词水平都登峰造极,每个人都只需要一句话就能让 AI 把事情做成——人和人的产出依然天差地别,因为你们让 AI 做的事情不一样。选对问题的人,拿到的是十倍的产出;选错问题的人,只是以十倍的速度做着错的事。过去,执行能力可以掩盖判断力的平庸,因为执行本身就消耗掉了大部分时间;现在执行趋近于免费,判断力第一次被裸露在结果里,无处藏身。
判断力没有速成的办法,但有笨办法:把手上所有的事情摊开,亲手排一遍优先级,然后逼问自己为什么是这个顺序——这件事凭什么排在那件事前面?它对业务的价值是什么?不做它的代价是什么?这些问题的答案,来自你对业务的体感和对技术的认知,而这两样东西,恰好也都只能亲自获得。
第二件,品味。
AI 的输出是预训练的产物。不加调教,所有人从它那里拿到的都是同一个东西:一个 80 分的均值——功能正确,面目模糊,正确得千篇一律。
让结果从 80 分的均值,走向某个具体的、带着签名感的 95 分,是人注入的品味。
讲一件真事。一位完全不会写代码的朋友,靠 AI 接下了人生第一单外包。页面做出来了,能跑,客户也验收了——但我看了一眼她的技术方案,一塌糊涂:能运行,不可维护,没有结构,走一步算一步。我没有替她写一行代码,只对 AI 多说了两句话:服务端应该用什么方案,应该部署在哪里。就这两句,整个项目的方向立刻就正了,AI 顺着这两句话自己完成了重构。
功能是一样的功能,差别在哪里?差别就在那两句话里。那两句话,是品味。
哲学家波兰尼有一个著名的论断:“我们所知道的,多于我们所能言传的。“品味是典型的默会知识:它写不进提示词模板,没法被一次性转移给机器,因为它不是一组规则,而是在亲手做事的千百次反馈里、在无数次”这样不对、那样才对”的灼烧中长出来的东西。
《庄子》里的庖丁说:“臣之所好者道也,进乎技矣。“技,可以交给机器;道,暂时还不行——而且越是技被交出去,道的稀缺性越高。
第三件,推演。
AI 是概率的造物,因此它给你的材料永远丰盛、相关、看起来头头是道——但”看起来有逻辑”和”逻辑坚实”之间,隔着一条必须由人亲自走过的路。
AI 做加法,人必须做减法。它一秒钟能给你十个理由、二十条参考、五种方案,而人的工作是在这片丰盛的相关性里,找到那个最坚实的点,然后亲手把逻辑链一环一环重新推出来:如果走这条路,第一步会发生什么?卡点会出现在哪里?那个卡点是本质的,还是工程的?——在脑海里把这座逻辑大厦亲手搭一遍,搭不起来的方案,落地后一定塌。
来信的朋友里,有一位说自己习惯用纸和笔。在让 AI 出方案之前,她会先在纸上推演:如果上游直接给我们代码,我们怎么运行它?会遇到什么问题?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?我特别珍视这个习惯,因为推演的过程,就是知识所有权的来源。
AI 可以在一瞬间把整座大厦的图纸塞给你,但如果那条逻辑链不是你亲手搭的,那个知识就不是你的——它寄存在你的脑子里,却无法迁移到下一个问题上。下一次,换一个场景,你还是只能再去问 AI。
王阳明说:“未有知而不行者。知而不行,只是未知。“五百年前的这句话,在 AI 时代获得了一个意外精确的注脚:不经由你自己的推演和行动得来的认知,无论看起来多么完整,都只是寄存在你脑中的、别人的话。
说完这三件东西,我必须诚实地面对一个矛盾,因为其中一位来信的朋友,把它直白地写了出来:“如果以后我们更少写代码、只做评审,这些能力很难练出来,怎么办?”
她说得对,判断力、品味、推演,这三样东西全部来自亲手做事——而我们正在把”亲手做事”交给 AI。用进废退,这是一个真实的、结构性的矛盾,我不打算用漂亮话把它糊弄过去:这个矛盾,我没有完整的答案。
但她在信里说,自己已经摸索出了一个办法。我认为那是目前最好的局部解:不要立刻把问题丢给 AI。 先自己把逻辑链推一遍,哪怕粗糙,形成一个高层次的想法——我要什么、分几块、关键的依赖在哪里——然后再把这个想法交给 AI 去展开、细化、执行。这样既保住了思考的过程,又借到了机器的速度,而且因为你心里有图纸,验收反而更快。她说这是从我的《月刊(第31期):基于 Claude 的阅读流》 领悟出来的方法,虽然很慢,但不会丢掉自己。
慢一点,没有关系。被时代的浪推着走的时候,慢,有时候是一种纪律。
五、在场,或主体性
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。——帕斯卡《思想录》
判断力、品味、推演,说到底仍是三种能力——是帮你把活干得更漂亮的”术”。但在这些能力的下面,还垫着一个更根本、也更容易被忽略的问题。它无关你能不能把活干好,而关乎你这个人,在整件事里究竟还在不在。
把视线从工程上抬起来一些。
柏拉图在《斐德罗篇》里记了一个埃及传说,传说里,发明文字的神——图特,把文字献给法老塔穆斯,并汇报说这项发明将让埃及人更有智慧、记忆更好。法老拒绝了,他说:“恰恰相反,这项发明会在学会它的人灵魂里种下遗忘——他们将依赖外在的刻痕,不再亲自记忆;他们将听闻许多事物,却没有真正学到;他们将显得无所不知,实则一无所知。”
两千四百年来,每一次认知技术的革命,塔穆斯的幽灵都会被重新唤起:文字会杀死记忆,印刷会杀死权威,搜索引擎会杀死学习。而每一次,这种担忧事后看都像是过虑 —— 我们外包了记忆,却腾出脑力长出了更复杂的思想;我们外包了检索,却在更高的地方建起了知识的体系。技术悲观主义者,似乎从来没有赢过。
那么这一次有什么不同?
不同在于外包之物的层级 —— 文字外包的是记忆,印刷外包的是复制,搜索外包的是检索 —— 它们交出去的,都是思考的原材料。而这一次,人类历史上第一次,我们可以把思考本身外包出去 :推理、权衡、判断,那个塔穆斯所担心的灵魂里最后没有被让渡的部分。
前几次革命腾出的脑力,都流向了更高层的认知活动;这一次,更高层的上面是什么,没有人知道。
我见过主体性流失的样子,它一点也不戏剧化,甚至毫无声响:一个问题抛过来,人不再先想,而是顺手转发给 AI;AI 给出答案,人截图转发给提问者。一来一回,这个人在整条链路里的功能,是一根网线。线上出了 bug,上级问怎么回事,他说:不知道,是 AI 写的。
——在这一刻被取代的,不是他的岗位,而是他的在场(还有可能是他的工作)。他还坐在工位上,但他已经不在了。
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时说过,工人”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,而是否定自己”。 异化的可怕之处,从来不在于工人最终失去了工作,而在于早在失业之前,劳动就已经变成了与他无关的东西。
珍妮机时代的纺纱女工,先失去与劳动的关系,再失去劳动本身。
今天的版本,是认知的异化: 在被 AI 替代之前,人先把自己活成了不需要主体性的样子。
这才是真正的危险——福柯早就提醒过,规训从来不需要看守,我们会主动把自己修剪成流程需要的形状。海德格尔说得更冷:“技术真正的危险,从来不是机器伤害了人,而是人开始把自己也理解为一种待优化的资源。”
但我想说的,不是悲观的那一面。恰恰相反。
一件事情,在大多数时候是没有确定性答案的。认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,它是靠人不断推演、争论、交流,一点一点磨出来的——这个过程不能省略,因为这个过程就是人本身。如果认知直接由 AI 给到,且不论它是否全面、是否带着批判性,单是中间那段思考的缺席,就足以让主体性一寸一寸地退场,最后沦为珍妮机前面那个等待被淘汰的身影。
AI 无法替代人去感知和体会这个世界——这不是一句打气的话,它有结构上的根据。我曾在一篇谈 AI 心理疗愈的文章里写过:人类的认知不仅仅是信息的处理,而是一种通过感官与情感交织而成的体验;我们通过身体感知现实世界,通过情感去赋予事物意义。AI 在处理信息、生成文本上无与伦比,但它缺的恰恰是这个体验的维度——它能处理数据,却无法体验数据所代表的那个真实世界。一句话:AI 的理解是一种工具性的理解,而非存在性的理解。 它可以协助我们理解人类境遇的某些侧面,却无法替代我们经由亲身体验和内心反思所获得的洞察。正如一幅画可以模仿自然,却永远无法成为自然本身。
所以逻辑的推演、发散的联想、对业务的体感、对未知事物的探索欲——这些不是简历上的技能项,它们是主体性的器官。我的看法是:人的思维在 AI 时代不应该被消磨,反而应该被放大。 AI 接管的是确定性的部分,而人本来就应该住在不确定性里——那里才是判断力、品味和推演的居所,也是”何以为人”这个问题的答案所在。
帕斯卡说,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,宇宙无需武装就能碾碎他;但人依然比碾碎他的东西高贵,因为人知道自己会死,而宇宙对此一无所知。在 AI 时代,这句话有了一个新的读法:模型可以在几乎一切任务上超过我们,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、为什么做、做成之后世界会有什么不同的,依然只有这根芦苇。
芦苇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。请不要亲手把它交出去。
六、价值感的锚点
决定我们自己的,不是「航行本身」,而是我们「赋予航行的意义」。——《谈谈存在的价值与人生体验》
前文的推演是一条不断向内的路:从岗位,到能力,到主体性,一层比一层更深。现在,我们终于走到了最里面那间屋子——那里坐着所有焦虑真正的源头,我想这个问题我在多年前的 《谈谈存在的价值与人生体验》 已经回答过了。
岗位的危险、能力的修炼、主体性的存亡,所有这些焦虑收拢到一处,指向的都是同一件事:我们害怕失去价值感。 害怕有一天醒来,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不再有用。被裁员只是这种恐惧的外壳,内核是更古老的东西——一个人最深的恐惧,从来不是没有工作,而是怀疑自己不再值得。
但价值感这个东西,从来不是世界发给你的,是你自己锚定的。
很多年前,我写过一篇 《谈谈存在的价值与人生体验》,那时 AI 还和我的生活毫无关系。我在里面写:人生本是没有目的的,我们偶然地来,偶然地离去,没有哪条法则规定我们必须做什么。纵然如此,我们也要载着这无意义的生命勇敢地驾船航行——“这次航行没有终点,但在茫茫大海中,我们不断地为这次航行锚定航标。“决定我们是谁的,从来不是航行本身,而是我们赋予航行的意义。存在先于本质,我们是先有了存在,再去探寻意义、给存在赋予意义。
我没有想到,多年之后,这段写给人生的话,会精确地命中一个技术问题。
因为意义是后赋予的,是你给自己锚定的航标,所以锚定就藏着一个古老的陷阱:如果你把全部的意义感,只系在一个外部的、单一的反馈上,那么一旦那个反馈断掉,整座意义大厦会在一夜之间坍塌成幻灭。我当年举的例子是工作狂——把意义感全押在绩效和老板的认可上,反馈一旦中断,热情熄灭,自我怀疑长驱直入。
AI 时代所做的,不过是把这个古老的脆弱性,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,兑现给了所有人看。
如果你的价值感,恰好锚定在”我能写代码""我能快速执行""我比别人交付得更多”上——那么请认清一件残酷的事:你把锚抛进了一片正在退潮的海。那个锚点本身没有错,它只是不再属于你了——它属于机器,而机器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把它收回去。我在那篇旧文里还写过一句话,今天读来几乎像预言:“越是事事都想做到最好,越是达不到完整,人生就变成了空洞的碎片。“——在每件事都标着 P0、疲于奔命的冲刺里,在”把省下来的时间再塞进更多需求”的惯性里,价值感不是在累积,是在被一点点稀释。
那么,价值感真正稳固的锚点,在哪里?就在 AI 拿不走的那个地方。
AI 能处理整个世界,却不能体验这个世界(推荐阅读我的旧文:《月刊(第28期):AI 没有体验世界的能力》);它能模拟一切意义,却不能真正赋予意义——因为赋予意义,需要一个真实地活着、真实地感受、真实地在乎的主体在场。这恰恰是价值感唯一靠得住的源头:它不来自”你有用”,而来自”你能感知、能在乎、能为你所做的事赋予一个只属于你的意义”。 前者是市场给你的报价,会随技术涨落;后者是你本身的价值,无人能够夺走——除非你自己先把这两者搞混。
很多年前在人生低谷里,我曾把这件事写成一句近乎固执的话送给自己:无论有没有外在的那些东西,都要相信自己是 100% 的珍贵,我永远拥有自己的价值,没有条件。今天,我想把这句话重新送给每一个在 AI 面前感到自己正在贬值的人。AI 拉低的是你的报价,动不了你的价值。
所以,当 AI 拿走一切之后,剩下的那个东西,根本不是退而求其次的避难所——它是价值感本来就该待的地方。AI 像一场退潮,把我们这些年随手抛下的、其实并不牢靠的外部锚点——职级、产出、被需要的感觉——一个个冲走,逼着我们游回那个唯一不会被冲走的圆心。
我在旧文里给过这个圆心一个定义:我们存在的价值就是确定了这个圆心,而活着的意义,就是为了扩大这个边界。 圆心是你之为你,边界是你用一生去体验、去感知、去赋予意义的那个世界。AI 可以无限逼近边界,却永远到不了那个圆心——因为圆心处坐着的,是一个会死、会爱、会在深夜里追问意义的人。
把价值感从被 AI 需要里赎回来。这是这个时代交给每个人的、最隐蔽也最要紧的功课。
七、风起于青蘋之末
夫风生于地,起于青蘋之末。——宋玉《风赋》
回到那三封来信,回到开头那个问题。
这一年,熟悉我的朋友都说我激进:方案交给 AI,编码交给 AI,评审的初稿交给 AI,下一步连测试也准备交出去。但很少有人理解,提效从来不是目的。如果 AI 的全部意义是让一个人顶四个人用,不停地堆工作量——那然后呢?那只是把自己改装成一台更便宜的珍妮机,在被取代之前替资产负债表多省两年钱。拼效率,人永远拼不过机器。 这条路的尽头清清楚楚地写着 5 个字:必然被取代。
激进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:在大趋势落地之前,不断为自己找到新的落脚点。 用 AI 省下来的所有时间,必须流向成长和探索,而不是更多的需求——这是我给自己立下的纪律,也是我在每一封回信里都会重复的话:效率的红利如果全部被工作量吃掉,那这场变革对个体而言就毫无意义。
在我设想的终态流程里,工程师的位置有两个,缺一不可。
一面是 Infra:去建造让 AI 工作的世界。知识如何沉淀、上下文如何流动、agent 如何协作、范式如何更新——这个世界不会自己长出来,它需要工程师去搭建。这是把工程师”理解系统、构建系统”的天赋,从业务代码迁移到更高的一层。
另一面是守门人:在意图奔向实现的洪流中,担任质量与大局的最后一道关口——以判断力选择值得做的问题,以品味设定结果的标准,以推演守住方案的逻辑。这是工程师特有的属性,我们要做的不是抛弃它,而是把它发挥到极致,然后适配进未来的流程里。
写到最后,我想再回到那些在夜里砸毁机器的卢德工人。
他们真正的悲剧,不是砸错了对象——机器确实碾过了他们的生计,他们的愤怒值得两百年后的我们尊重。真正的悲剧在于,站在那个时刻,他们能看见的唯一选项就是砸:他们看得见自己正在失去什么,却看不见自己可以去成为什么。这不怪他们,在那个年代,没有人看得见。
但我们和他们不同。这是这一代人独有的、近乎苛刻的幸运:变革以年为单位发生,快到足以让一个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亲眼看见终态,也快到不给任何人留下再等等看的余地。我们是历史上第一批可以带着终局感参与变革的普通人。
所以,该何去何从?
回到第一封信里的那个问题:“我们以后,全部都会交给 AI 做吗?”
会的。而且比大多数人预期的更快。
但这个问题的答案,其实不取决于 AI,而取决于那一天到来时,你站在哪里:是站在流水线的末端,用不断降低的标准为机器的产出盖章,等着连盖章也被优化掉;还是站到更上游去——出题的地方、定标准的地方、守逻辑的地方、建造世界的地方。
而无论你选择站在哪里,都请记住这场变革的另一面。它是一场盛大的减法,可它减去的,从来不是我们身上最珍贵的东西——只是那些长久以来遮蔽着珍贵之物的执行与重复。
潮水退去,沙滩上裸露出来的,是一直都在、只是从前被无尽的忙碌所淹没的东西: 你的判断,你的品味,你亲手推过的逻辑,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与好奇。
所以,“我们还剩下什么”这个问题,不必再用忧虑的语气去问了。剩下的,才弥足珍贵。剩下的,才是我们。
风起于青蘋之末。大势从来不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庞然大物,它由无数个体此时此刻的选择汇聚而成。你今天决定先在纸上把逻辑链推一遍再打开对话框,决定不为速度降低自己的标准,决定把省下来的时间投进一次没有人做过的探索——这些微小的决定,本身就是大势的一部分。
我们不是被大势所趋的个体。
风起于青蘋之末,我们应该是大势本身。
向前跑,别回头。
谢谢那三位来信的朋友。这篇文章里的大部分思考,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,是在和你们的来回通信中推演出来的——而这件事本身,恰好就是本文想说的全部。
愿你在机器的轰鸣里,始终听得见自己的声音。
于 2026 年 6 月 12 日深夜。